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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日期: 201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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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前天    来源:   原刊《南都学坛》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为立国之本。农事活动仰仗于天,与自然联系紧密。为了取得好收成,人们总是期望风调雨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天人合一论”则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专家称中国哲学是哲学、宗教层面上的“深层生态学”,“又可称之为人文主义生态学”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中国三大思想体系儒、道、佛三家尽管在具体态度和致思路径上有差异,但都把人看作“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都将“天人合一”看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和最高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体现为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珍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与和谐共荣的生态实践观。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一、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中国的自然观是一种有机自然观。德国学者格罗伊在《东西方理解中的自然》一文中也指出,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不同,东方是一种有机论的世界观,它把宇宙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佘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的确,这种将自然万物看作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儒、道、佛三家都有充分论证和表达。

       儒家早期经典《周易》多次提到“天”或“天地”。《乾·彖》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彖》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里的“乾”和“坤”分别象征天地。天地是万物存在的依据和根源,不仅生成万物,还养育万物;万物在天地之中不断地生成演化。此即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天地使万物各自生长发育,得其“性命”之正;万物因此“保和太和”,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世界。人类自然而然地内在于“万物”之中。《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人类和万物一样,也是天地生成的;蕴含“夫妇”、“礼仪”等分际的人类社会亦是自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祁海文:《“生生之谓易”——试论〈易传〉“天人合一”论生态整体观》,《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冬之卷。]《周易》这部书“广大悉备”,体现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可见,早期儒家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看作一个生成演化、动态平衡、有机和谐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并生共荣、协调发展。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为后世儒家所继承。

       道家将神秘而不可言说的“道”视为万物的母体或宇宙的本原。《老子》认为“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25章)《庄子·渔父》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在“道”的推动下,万物得以生成。《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庄子•天道》云:“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都是在“道”的鼓荡、作用下,由阴阳二气和合而成的。“道”不仅是万物最根本的创生力量,还推动、参与万物的发育、演化,使整个世界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道”“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34章),“运量万物而不匮”(《庄子•知北游》)。既然万物都是“道”的体现,都是在“道”的作用下生成、发育和演化的,那么,万物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不管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73章)整个世界在“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前提下构成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正如《淮南子•俶真训》所说:“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人类也不例外,与自然相互依存,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

     “缘起”论是佛家思想的基石,其主要观点是:宇宙中万事万物乃至一切现象都不是凭空而生,也不能单独存在、永恒不变,必须依照一定因缘条件的存在而存在,依照一定因缘条件的散失而消亡。《杂阿含经》卷十二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是早期佛家对“缘起”论的典型阐释。由此看来,宇宙中万事万物乃至一切现象都处于种种原因和条件汇集成的因果链条之中,彼此依存,相互联系。“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任一极细微的存在都蕴涵着宇宙的全部信息。佛教传入中国后,华严宗、天台宗等本土化佛教流派提出“法界缘起”、“十界互具”、“一念三千”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佛家有机联系的世界观。如所谓“法界缘起”,又称“无尽缘起”,指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现象,均是由“如来藏自性清静心”“随缘”生起,并在其作用下,互为因果,相资相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即是此,此即是彼,处于“圆融无碍”、“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就这样,佛家通过“缘起”论和佛性观将整个宇宙贯穿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生命主体和生存环境关系问题上,佛家主张“依正不二”,认为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禅宗甚至得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古尊宿语录》卷九)的结论。

       可见,儒、道、佛三家虽然致思路径和方式不同,但都将人类与自然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儒家认为“天地”生成、化育万物,使它们各得“性命”之正,从而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世界。道家主张“道通为一”,运用无所不在而又推动万物生成、发育和演化的“道”,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联系成统一的整体。佛家通过“缘起”论和佛性观,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置于无穷无尽、不可分割的因果链条之中。今天,弘扬传统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有利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二、珍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

 

       由万物互为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出发,儒、道、佛三家在生态伦理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主张。这些伦理观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工具或资源,而是积极肯定其存在的内在价值,要求珍爱万物。儒家主要通过有等差的层层推衍,将由于血缘关系生发出来的人伦道德波及于自然万物,由此生发出泛爱万物的生态道德。道家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由“道”化生而成的,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人应该平等对待万物,包容万物。佛家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在成佛的根据、原因和可能性上,众生都是平等的;人应当怀着慈悲心“普度众生”,尊重并关爱所有众生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仁”是儒家重要的伦理规范,根芽于家人间的血缘之情。《论语·颜渊》曰:“仁者,爱人。”《孟子·尽心上》曰:“亲亲,仁也。”《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但儒家主张有等差的爱,强调把由于血缘关系生发出来的道德情感,一层层地扩展出去,由家人逐渐推衍到众人甚至万物身上。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提出要将这种以“仁”为核心的爱像涟漪一样层层扩散,最终波及到万物。汉代董仲舒接过话头,明确主张:“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强调的正是要泛爱万物。宋代张载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将万物看作人类的伙伴。明代王阳明曰:“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把对血缘关系的体认延伸到异类群体。可见,儒家在“万物一体”的生态世界观指导下,主要通过有等差的层层推衍,将人伦道德波及于自然万物,由此生发出泛爱万物的生态道德。在儒家看来,完整的道德正是人伦道德与生态道德的统一,《荀子•强国》即说:“夫义者,内接于人而外接于万物者也。”

       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是由“道”化生而成的,“道”化为“德”内在于万物之中。从“道”或“德”的视角来看,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老子》云:“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23章)《庄子•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人类同其他物种一样,不过是宇宙整体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不存在本质差异。《庄子·秋水》云:“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淮南子·精神训》曰:“我亦物也,物亦物也。”世间之所以存在贵、贱之分,是因为万物各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其他事物。正如《庄子•秋水》所云:“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因为评判的价值主体不同,同一事物便具有了不同价值。《庄子•至乐》曰:“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淮南子•齐俗训》曰:“广厦阔屋,连闼通房,人之所安也;鸟入之而忧。”由此看来,价值是相对的。《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2章)《庄子•知北游》曰:“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人应该效法“道”客观无私的品性,平等对待自然万物,具有包容万物的胸怀。《庄子•齐物论》:“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天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佛家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大般涅槃经》卷八)。“佛”是对修行到达一定境界之觉者的称呼。“佛性”是众生普遍具有的本性,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主张,除了人和动物等具有生命和情识的“有情众生”外,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等不具有情识的“无情众生”亦有佛性。三论宗认为:“于无所得人,不但空为佛性,一切草木都是佛性耶。”(《大乘玄论》卷三)禅宗主张:“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五灯会元》卷三)众生皆有佛性,在没有成佛之前都处在六道轮回之中。一切众生,包括众生与佛、人与人、人与动物、有情与无情等等都是平等的。《大般若经》卷三八〇曰:“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华严经》卷十云:“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大乘佛教主张,整个宇宙人生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人们应该破除对事物甚至生命的执著,去除“贪嗔痴”三毒以及无明的异化状态,以“无常无我”的胸怀应对一切,在求得自己解脱的同时怀着慈悲心“普度众生”,尊重并关爱所有众生存在的价值和尊严,让其也获得解脱。所谓“慈心愍伤一切蠢动含识之类”,“常以仁恕居怀,恒将惠爱为念,若梦若觉,不忘慈心,乃至蠕动蛆飞,普皆覆护。”(延寿大师《万善同归集》卷四)这样,不仅消除了人自身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同时也将关爱之心扩展到宇宙万物之上,把自我的实现融入到对他者的关怀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万物内在价值、珍爱万物的思想,有助于矫正现代生态危机中人们畸形的伦理观念,培养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责任感,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会前会长罗尔斯所说:“西方传统伦理学未曾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事物的价值……在这方面似乎东方很有前途。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东方的这种思想没有事实和价值之间或者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有作为工具的价值……只是人类开发的一种资源。但是禅学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它不鼓励剥削资源。佛教使人类的要求和欲望得以纯洁和控制,使人类适应他的资源和环境。”邱仁宗主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2页。]

三、和谐共荣的生态实践观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总体而言,儒、道、佛三家都主张珍爱自然,遵从自然规律,适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具体来说,儒家倡导发挥人的主动性,辅佐天地化育万物,促进万物顺利成长,由此实现自然界的整体和谐;在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上,儒家主张爱物、取物不尽物、“取物以时”。道家强调“顺物自然”,积极探求和遵从客观规律,节俭寡欲,知止知足,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主张普度众生,慈悲为怀,要求不杀生、素食、放生,力求创造人心清净、环境优美的人间净土。这些思想或主张,为我们保护自然、恢复生态、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儒家经典《周易》将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材”,突出人在自然中高于万物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不同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二元对立思维强调人独立于自然的主体性,而是在人与自然互为有机整体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性,认为人能够积极地承继、成就“天地之道”,使万物各得其宜、各正其性。《泰•象》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进一步主张:“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也就是说,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德性实践辅佐天地化育万物,促进万物顺利成长,从而实现自然界的整体和谐,所谓“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大略》)。而人要实现参赞化育的神圣使命,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一致。正如《乾·文言》所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儒家推崇“中和”之美,反对“过”与“不及”,要求人们节制欲望。具体到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就是要爱物、取物不尽物、“取物以时”(《孟子·梁惠王上》)。《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荀子·王制》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即是说,开采利用自然资源,须本着爱惜节制的原则,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节奏给其留下休养生息的空间,不能为所欲为地过度索取。

       道家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37章)“道”化生天地万物,不过顺从万物的本性,没有任何私意造作和妄为,但天下万物井然有序,皆是“道”之所成。人类也应该效法“道”,“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对一切事物采取顺其自然的“无为”态度,依循其本性任其自由发展。《老子》云:“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2章)《庄子•知北游》曰:“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在肴》曰:“汝徙处无为而物自化。”否则,人为介入和干涉,违背万物的本性,虽然动机是好的,也会带来灾难。伯乐治马而马亡(《庄子•马蹄》)、鲁侯养鸟而鸟死(《庄子•至乐》),都是由于“乱天之经,逆物之情”(《庄子•在宥》)。自然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应该积极地去探求和掌握客观规律。《老子》云:“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庄子·骈拇》:“天下有常然。”凡事遵从客观规律就能取得成功,反之,肆意妄为只会导致失败。《庄子•天运》曰:“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渔父》曰:“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16章)在日常作风上,道家出于修德养性的考虑,主张节俭寡欲,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老子》云:“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2章)开采自然资源,也要知止知足,如此才能可持续发展。《老子》云:“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在对待自然方面,道家理想中的境界是“处物而不伤物”(《庄子•知北游》),也就是说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能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大智度论》卷二七云:“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一切诸佛法中,慈悲为大。”在佛教看来,众生平等,生命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类须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卷二七)由此出发,佛教坚决反对杀生,要求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为在日常行为中贯彻这些主张,佛教制定了一系列戒律,第一大戒当数“不杀生”。佛陀时代佛门弟子皈依三宝时就要发誓:“从今日乃至命终,护生。”不杀生由护生发展而来,适用于处理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大智度论》卷十三曰:“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中国佛教根据各种经典和教义,提出了素食的主张,认为有助于养成慈悲心。《楞伽经》卷六:“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佛性种子。”即使是素食,佛教也要求“食存五观”,提倡节制欲望、量需取用。佛教还主张“放生”,对生命进行积极保护,即买来被捕的飞禽走兽放回山川、森林、河湖,使其重获自由。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佛教主张“依正不二”,认为人和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境解脱”(使世界清净无染)和“心解脱”(祛除内心烦恼)相辅相成。“净土”观念则体现了佛教徒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渴求。《称佛净土佛摄受经》描述的净土就富有丰富的优质水、丰茂的树木鲜花、奇妙的鸟类、增益身心健康的花雨、清新的空气等等。佛教不仅把净土当作来世理想追求,而且主张在现世中通过积德修行,创造人间净土。为此,佛教既制订戒律,禁止乱伐树木、破坏森林和山水,也把寺庙建在青山绿水之间,力求创造人心清净、环境优美的人间净土。

        为保证思想文化层面的生态智慧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落实,不少朝代制定了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律令,有些朝代还设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官员。如《周礼·地官》云,“林衡”的主要职责是“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制定严厉的法律,规定“荀山之见荣后,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这些机构或律令,对当时环境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面对工业文明暴露出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以及人类自身精神的失落困顿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试图超越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局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将目光投向东方,对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可以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球和文化上的主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文化中“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的生存的信念”。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7页。]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思想家施韦泽对中国“天人合一”思想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许,认为它以“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最高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十分丰富深刻,与党和国家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在思想内核上是相通的,对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合理借鉴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五位一体”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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