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点 Case
Case 大家气象

钱继磊:当下中国“孝”崇拜之省思

日期: 2018-05-24
浏览次数: 147

发表时间:6天前   来源:首发于《北方法学》2018年第1期  

              编者按: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读者留言提出不同意见或推荐优秀文章。

        就当下中国而言,针对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家庭关系问题,从学者到媒体社会等都有不少人将倡导孝视为解决之道。

        比如,以新儒学为主的国学论者们所倡导的生活儒学、社会儒学乃至政治儒学等,就试图复兴修正包括孝在内的儒学传统来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

        政府层面上则通过媒体宣传、法律认可、社区和监狱改造等实践,甚至从公务员选拨等方面对孝给予某种程度的认可、鼓励乃至倡导;社会层面则以诸行业、诸领域等纷纷出现的国学热、汉服热等现象为标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大力倡导孝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诸多的不孝的案例、事例等却纷纷出现在我们身边,出现在媒体、报端上。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有计划地人口控制后,一方面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另一方面家庭规模也迅速变小,主要以两代人、成员规模较小的核心家庭为主。

        子女自身的经济生活压力也很大,在此情况下,子女即便是想在物质、精神上对父母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尽自己孝心,却可能力不从心。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家庭式养老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弱,变得越来越困难。或许这也是目前诸多发达国家普遍以社会养老为主的重要原因吧。

   

        如果以上的述是当下中国社会推行尽孝式养老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那么从深层看,其困境则与当前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及文明趋势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倡导儒家的“孝”还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我们在把孝当作一种传统美德的同时,更需要审慎理性的反思。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工商业文明时代,与农耕文明相一致的“熟人社会”结构也正在被与工商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陌生人社会”所替代;家族及家庭的规模日益减小,其功能也逐渐简单,家族和家长权或还原给家庭成员本身,或者被收归政治组织国家所垄断性享有;人从一个“家族(家庭)人”更多地成为“社会人”。


        因此,如果对“孝”及孝“崇拜”不进行审慎而理性的反思,则“孝”可能会如同“利维坦”一般,成为吞噬我们当前社会价值的怪兽,成为阻碍我们文明进程和实现中国梦的魔力。

        一如我们所知,自董仲舒以来,“孝”所强调的是晚辈子女对长辈父母的单向度服从。而在今天社会,不论是长辈还是晚辈、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在人格上具有平等的权利,谁也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包括身体、自由、财产、婚姻,更遑论生命。

        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母的“大义灭亲”在当下社会则是故意杀人或伤害,传统中国社会父母强行对子女的婚姻权在当下社会则可能会触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是否生育子女属于子女的私事,父母没有权力去干涉。


        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巨变导致诸多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崇拜的正当性失去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即便是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对属于子女所有的财产具有管理支配的职权和职责,但也受到诸多限制,且仅属于代为管理,必须尽善意管理的职责,等子女成年后应当转交给子女本人。

        由上可知,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孝已与传统中国社会所指的内容已经有很大不同,那么它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从多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社会那种“孝”崇拜的思维呢?今天被法律认可的孝是否具有正当性依据呢?

        具有从目前我国法律方面的规定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


        从物质层面而言,孝多体现在成年子女赡养其父母的义务上。这一点在我国的《宪法》《婚姻家庭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上都有规定。

        当前的法律规定似乎与传统社会的“孝”观已经有了巨大不同,不完全强调其单向度的义务性,但向父母尽赡养义务的承担在根本上依然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

        也就是说,即便是父母没有很好地履行对其子女的抚养义务,待父母年老丧失生活能力时,其子女,尤其是亲生子女无条件负有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这种规定背后所依凭的理论资源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的义务观。

        更深层次讲,此规定背后的理论依然与前述的成本收益观不无关系,是“养儿防老”正义理念的遗留。


        然而,从当今世界及我国的发展趋势看,物质层面对子女赡养老人的要求并不是在加强,而社会养老日益成为世界的普遍趋势,而且是越发达的国家,社会养老越发达。

        究其原因,由于当今家庭的功能越来越简单化,单个人作为自由人直接与政府和国家打交道的领域和范围越来越大。比如,现在社会强调依法纳税是公民的最基本义务,而政府存在的正当性就在于其维系、保障和提升公民的自由和幸福。

        因此,既然公民在有劳动能力时向政府依法纳税了,那么作为对等,政府就有义务依法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以及在失去劳动能力时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以维持“适当生活水准”。

        而在传统社会,由于每个人的存在及其财产都推定为来自帝王的恩赐,那么即便是人们向朝廷交了皇粮赋税,也没有资格对皇帝及朝廷提出要求,所以诸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观点才具有正当性基础,皇帝才可以“金口玉言,金科玉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


        在当今很多国家,人们到超市消费,在消费单上明确地印有相应的纳税金额,这既是对公民作为国家一员依法纳税的知情权的体现,也是一种公民日后向政府提出各种权利要求的凭证。

        它是类似于公民与政府间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过度地强调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则有政府推脱为公民依法提供养老保障的责任之嫌,可能会受到选民的指责。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陌生人关系日益成为主要社会关系、家族及家庭功能日益简单、家族及家庭规模大大减小及老龄化日益加深的当下之中国,主要走社会化养老不仅是我国无奈的趋势,也是与当代社会价值相一致的结果。如果我过于依赖子女养老,强调物质层面的“孝”,就显得不太协调了。

        当下社会所强调的孝更多应该是精神层面。2013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7条就是具体体现。


        然而,如果仅仅是提供一下也可以理解,然而,一如我们所知,法律的生命贵在实施,如果法律规定不能得到有效实施而造成民众的普遍违法的话,则不仅此法律规定毫无用处,而且会损失法律的整体权威,更谈不上民众对法律的神圣感和信仰感的培养。

        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比法律所要达到的目标要大得多。从精神层面而言,子女对父母是否孝敬,只能来自于子女对父母的真心付出以及父母对其子女所为的真实体验,这些属于主观心理上的感受,无法通过外在的强制来实现。

        也就是说,即便是子女依法回家去看父母,也未必是自愿的,未必让其父母感受到心理的满足和愉悦,而且这种违法无法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制裁。

        况且,子女即使有心回去,但苦于工作压力、经济拮据、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而无法实现,此情形下若依法强制执行,则有悖于“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的现代法治精神。

        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孝还是精神层面的孝,如果过于强调子女对父母愿望的满足,往往会使某些握有公共权力或资源的人通过寻租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孝,这类似于“春秋大义”所提倡的孝道。


        这样,对父母孝的实现就可能成为子女对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寻租的动因或借口,导致对他人应该平等享有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侵夺,导致腐败出现。

        这与因父母过于对子女的爱从而导致握有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的父母对子女无限制愿望的满足所造成的贪腐是一样的,可能会造成社会上所说的“拼爹现象”的产生或加剧。

        总之,由于父母对子女的爱,或父母对子女的孝,都无不深受儒家所倡导的宗法等级制度伦理观的影响,是由亲及疏、由远及近的类似于无数同心圆的波纹式的家庭社会关系观念的体现,它是一种等级“差序格局”中最为核心的一层,表现为较强的家庭自私性。

        因而,稍有不慎,在我们倡导所谓的孝时,就可能无意识间带有这种差序待人的习惯和思维,而这与现代“陌生人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所强调的平等观相矛盾。

        由此,需要我们对当下社会的孝的限度进行审慎而理性的反思,而非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此简单化的表述。


        ©  四川巨人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犀牛云提供企业云服务